虽然明代士人常以此为修谱之原则，但其实只是以“谱断自可知”来判断族谱先代世系孰信孰诬，自然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随意取舍。既然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洵等近世族谱编撰范式的创作者都一无例外要追溯远代祖先，后世之人竞相仿效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。

事实上，这种根据姓氏族源去追溯远代祖先的做法，本来就是在汉唐间的士族制度下形成的传统。关于唐代以氏族相尚的风气，沈括《梦溪笔谈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胡道静校证本)卷24《杂志一》曰：

士人以氏族相高，虽从古有之，然未尝著盛。自魏氏铨总人物，以氏族相高，亦未专任门地。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，如天竺，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，自余皆为庶姓，如毗舍首陀是也。其下又有贫四姓，如工巧纯陀是也……自后魏据中原，此俗遂盛行于。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。凡三世公者曰膏梁；有令仆者曰华腴；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；九卿方伯者为乙姓；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；吏部正员郎为丁姓；得入者谓之四姓。其后迁易纷争，莫能坚定，遂取前世仕籍，定以博陵崔、范阳卢、陇西李、荥阳郑，为甲族。唐高宗时，又增太原王、清河崔、赵郡李，通谓七姓。然地势相倾，互相排诋，各自著书，盈编连简，殆数十家。至于朝廷为之置官撰定，而流习所徇，扇以成俗。虽国势不能排夺，大率高下五等，通有百家，皆谓之士族。此外悉为庶姓，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……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。既以氏族相尚，必有姓氏之籍流传，“姓氏之学，最盛于唐”(郑樵《通志》语)。

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(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)卷207《氏族考》记曰：

初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，甄差群姓。其后门胄兴替不常，冲请改修其书……先天时睿宗复诏冲讨缀，书乃成，号姓系录。后柳芳著论甚详，今删其要。芳之言曰：氏族者，古史官所纪也，昔周小史定系世，辨昭穆，故古有世本，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。

唐代之后编撰的这类姓氏系录，不但令追溯远代世系的风习对宋明之后族谱编撰产生很大的影响，也直接为宋明之后的士人追溯远祖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依据。明代修谱渐滥，对远代祖先的追述也愈益蔚然成风。凌迪知《万姓统谱》(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)自序曰：

余读眉山苏氏族谱引，感而辑姓谱，云：……夫天下，家积也。谱可联家矣，则联天下为一家者，盖以天下之姓谱之。夫自开辟来，遐哉，邈乎，生齿繁育，总总林林，受姓而载简册者，不啻百焉，千焉，而殆万也。……考之《世谱》曰，五帝三王，无非出于黄帝之后。黄帝一十五子，而得姓者十四，德同者姓同，德异者姓异，则知凡有生者，皆一人之身所分也。分而以嗣以续，愈远愈繁，由一人而百姓，而千姓，而万姓，虽棼焉，杂焉，散漫而不可统括，实一本一源之枝流耳。……故观吾之姓谱者，孝弟之心或亦可以油然而生矣，此余辑谱意也。

宋明时期，中古时代之谱学早已不传，但其中表达的观念在士大夫中流行起来，把自己的远祖来历追溯到三代甚至更早时代，至少也要把得姓来历以及汉唐之前的名人罗列一番，成为宋明士大夫编撰家族谱时热衷的做法。以汉应劭《风俗通·姓氏篇》、唐林宝《元和姓纂》、郑樵《通志·氏族略》一类姓氏书为蓝本，许多有关姓氏来源与列举各姓历代名人的书籍也应运而生。明代凌迪知撰《万姓统谱》就是其中一种，该书《凡例》更列举同类书籍之大略云：

姓氏一书，旧不下数十种，有论地望者，有论国氏者，有论声者，有论字者，有仿姓书编者。夫论地望，如《世本王侯大夫谱》、《姓氏英贤录》是也……论国氏者，如《氏族要状》、《通志氏族》是也……论声者，乃以四声为主，如《姓氏韵略》、《姓源珠玑》是也……论字者，乃以偏傍为主，如《仙源类谱》、《姓氏秘略》是也……有仿姓书编者，如《合壁事类》、《尚古类氏翰墨全书》是也。

明代以后，更有专门将某一姓氏的远代世系编撰成“某氏统宗谱”广泛流行，学界熟知者如程敏政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》、《新安查氏统宗世谱》、《新安瑯琊王氏统宗世谱》、《庐江郡何氏大同宗谱》、《汪氏统宗谱》、《张氏统宗世谱》等。坊间流行这类书籍，时人编撰族谱时自然不乏依据。虽然很多士大夫要摆出一副“卑而不援高，微而不附彰”的清高姿态，但修撰族谱的根本目的是“尊祖敬宗收族”，从这个目的出发，士大夫自然要以把追溯远代世系纳入，使之成为族谱中必不可少的部分。朱次琦《南海九江朱氏家谱·序例》曰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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